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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托洛茨基被逐出權力中心，當時蘇聯「三巨頭」——斯大林與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之間的權力斗爭，在莫斯科和列寧格勒地方黨組織之間，也逐漸白熱化……
斯大林同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的斗爭經歷了以下幾個回合：
第一個回合：斯大林從組織入手，削弱對手的政治基礎。
托洛茨基第二次挑戰失敗后，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和斯大林政治聯合也迅速走向破裂。斯大林憑借手中的權力，開始有步驟地削弱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的力量。
當時，莫斯科和列寧格勒兩大黨組織都在加米涅夫和季諾維也夫控制之下。
斯大林首先從莫斯科動手。
莫斯科黨組織書記澤林斯基被免除書記處書記和中央組織局委員職務，被派往塔什干任中央委員會中亞局書記。這些職務由烏格拉諾夫擔任。
澤林斯基是加米涅夫的擁護者，他的調離削弱了加米涅夫在莫斯科黨組織中的影響。
第二個回合：列寧格勒黨組織同中央的沖突。
從1925年初起，季諾維也夫領導的列寧格勒黨組織不斷與斯大林和中央領導發生沖突。
1925年1月份，季諾維也夫的追隨者薩爾基斯指責布哈林犯了「工團主義的錯誤」。
他說：
「我們在莫斯科《真理報》上讀到了布哈林關于工農通訊員的文章。布哈林所發揮的那種觀點，在我們組織中是沒有人擁護的。但是這種觀點可以說是一種工團主義的、非布爾什維主義的反動的觀點，卻在許多甚至是負責同志(我重復一遍，不是在列寧格勒，而是在其他組織內的負責同志)那里存在著。這種觀點是主張各種工農群眾社會組織脫離共產黨而取得獨立和治外法權。」
斯大林和布哈林予以反擊，薩爾基斯被迫收回指責，并在報刊上公開發表文章，承認自己的錯誤。
2月份，斯大林與季諾維也夫在共產國際里發生爭論。
這期間，共青團列寧格勒省委會準備在列寧格勒召開一次幾乎是全國性的共青團代表會議。
中央政治局討論了這個問題，并作了相應的決議，認為共青團列寧格勒省委會未經共青團中央許可和同意，就召開這次代表會議是絕不容許的。
斯大林後來說，這是試圖除了共青團中央外，還建立另一個相對立共青團中央。結果，季諾維也夫的追隨者薩法羅夫被解除共青團列寧格勒組織的領導職務。
列寧格勒黨組織決定創辦一份黨的新的理論刊物，名叫《布爾什維克》。編輯部已成立，他們是季諾維也夫、瓦爾丁、薩發羅夫、薩爾基斯和塔爾哈諾夫。這都是季諾維也夫的人。
中央多數派沒有同意這個要求，理由是莫斯科已經有了同名的《布爾什維克》雜志，并譴責列寧格勒黨組織企圖創立自己派別刊物。
列寧格勒黨組織激烈反擊，攻擊斯大林等人壓制民主和自由。但斯大林說，「我們不是自由主義者，在我們看來，黨的利益高于形式上的民主」。
後來，斯大林說，這件事表明，列寧格勒的上層想「獨樹一幟，成為特殊集團」。
第三個回合：「發財吧」口號的風波。
布哈林在一次講話中明確提出：
「總之，應當對全體農民，對農民的所有階層說：發財吧，積累吧，發展自己的經濟吧！只有傻子才會說，我們永遠應當貧窮；現在我們應當采取的政策，是要能在我國消除貧窮的政策。」
但這段話成為新反對派集中攻擊的目標，克魯普斯卡婭給《真理報》發去一篇檄文，批判布哈林「發財吧」的觀點；布哈林得知后也撰寫了一篇反擊文章。
但這兩篇文章中央都沒有批準發表。在黨的十四大上，布哈林遭到新反對派的批判，季諾維也夫認為，布哈林「發財吧」的言論是富農的言論，是「富農的代言人」。
列寧格勒共青團組織堅決支持新反對派的觀點，在其散發的關于農民問題的聲明中，譴責布哈林的「發財吧」的口號是錯誤的。
中央書記處此時不想挑起規模巨大的爭論。
1925年6月1日，布哈林的門徒斯捷茨基在《共青團真理報》上發表文章，力圖為布哈林「發財吧」的口號進行辯護。盡管這種辯護是委婉而隱約的，但仍招致中央書記處的不滿。結果，在文章發表的第二天，中央書記處就由莫洛托夫、安得列也夫和斯大林署名，特別寫了一封信警告該報編輯部。
過了幾天，中央組織局經過征求布哈林的同意，決定撤銷該報主編的職務。可見，盡管斯大林和布哈林當時是同屬一個戰線，但斯大林根本不同意布哈林「發財吧」的口號。
第四個回合：季諾維也夫同斯大林的一場文字沖突。
季諾維也夫同斯大林在1925年9月份發生了一場文字沖突。
季諾維也夫寫了《時代哲學》一文，送交中央委員修改和補充。這篇文章十分具有論戰性，他攻擊了布哈林，談了富農問題和資本家問題，但回避了中農問題。
當時，斯大林外出了。回來后，莫洛托夫將這篇文章交給斯大林。斯大林看后大怒，回信作了「粗暴而嚴厲的批評」。
季諾維也夫的文章確實存在問題，但斯大林批評得過重了，而且斯大林巧妙地說季諾維也夫將布哈林與斯托雷平混在一起了，這實際上就巧妙地轉移了矛盾，促使布哈林起勁地批評季諾維也夫。
不僅如此，斯大林還認為季諾維也夫將列寧與斯托雷平混在一起了，這只能招致全黨對季諾維也夫的嚴厲批評。
第五個回合：1925年10月中央全會上的斗爭。
1925年，俄共（布）黨內政治勢力正在不斷發生變化，出現新的政治勢力組合。
斯大林聯合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在政治局中處于多數。托洛茨基是失意者。
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處于少數地位。1925年10月中央全會的結果進一步證明他們的處境不妙。
這次全會首次委托斯大林而不是季諾維也夫在黨的十四大上作政治報告，并決定十四大不在列寧格勒而在莫斯科召開。
在這次全會上，加米涅夫作了關于經濟政策的報告，季諾維也夫也作了關于共產國際工作的報告，但加米涅夫的報告未獲全會批準，對季諾維也夫的報告未做任何表決。
在這次全會上，「新反對派」首次公開出現。
他們向中央委員會提交了一份備忘錄，要求對所有的爭論問題進行自由的辯論。
在備忘錄上簽名的有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克魯普斯卡婭、索柯里尼柯夫等人。新反對派主要對斯大林的組織問題和對布哈林的理論問題提出挑戰。
因為，當時，黨中央有一個粗略的分工：斯大林主管組織工作，布哈林主管意識形態和理論工作。
當然，斯大林對理論問題沒有漠不關心，他十分重視理論問題。不過，當時黨的思想理論基調是以布哈林的理論為基礎的，也就是以新經濟政策為基礎的。
所以，新反對派攻擊中央多數派的理論思想時常常將矛頭對準布哈林，批判中央多數派的組織問題時把矛頭對準斯大林。
斯大林在關鍵時刻發表了一篇文章，題為《十月革命、列寧和我們的發展前途》。
這是一個很大的題目，但斯大林卻寫得很短，然而，分量很重。
斯大林開篇就說：
「我認為在八年前的十月革命準備時期，和十月革命八年后的目前時期之間雖然有極大的差別，但還是有一個共同點的。這個共同點就是：這兩個時期都反映了我國革命發展中的轉折點。那時，在一九一七年，問題在于把資產階級政權轉變為無產階級政權。現在，在一九二五年，問題在于把目前的還不能完全稱為社會主義經濟的經濟轉變為社會主義經濟，即轉變為應當成為社會主義社會的物質基礎的那種經濟。斯大林明確提出，八年以后，方針當然要發生變化：中立中農現在已經不夠了，現在的任務是，和中農建立鞏固的聯盟；一般地發展國營工業現在已經不夠了，現在的任務是：在新的技術基礎上重新裝備國營工業，因為國營工業是社會主義類型的工業，沒有國營工業就不可能將新經濟政策的俄國變成社會主義的俄國；一般地發展農村的合作社現在已經不夠了，現在的任務是，吸引千百萬農民群眾加入合作社和在農村中開展合作社運動。因為在無產階級專政和社會主義類型的工業存在的條件下，合作社是使農民參加社會主義建設的基本環節。
斯大林這篇文章之所以取這麼大題目就是為了回擊新反對派，他之所以把十月革命同1925年的形勢聯系起來就是為了使新反對派處于被動地位。
因為誰都知道，加米涅夫和季諾維也夫在十月革命中反對列寧的武裝起義計劃，表現為動搖；而他們又對斯大林和布哈林為首的中央多數派政策表示懷疑時，斯大林就完全可以指責他們每當「關鍵時刻」和「轉折時刻」就驚慌失措，動搖不定。
所以，斯大林在文章中表示，八年前布爾什維克黨「不怕」黨的「個別隊伍發生」動搖」；八年后布爾什維克黨仍然「不怕它的個別隊伍可能發生動搖」，可見，斯大林這篇文章不長，卻是射向新反對派的一顆重型炸彈。
1925年，在黨的十四大上召開前兩周，黨內爭論終于公開化。
莫斯科和列寧格勒這兩個最有影響的地方黨組織又一次處于對立狀態。
它們互相指責，各持己端，互不相讓。莫斯科省第十四次代表會議作出決議，譴責列寧格勒省黨組織違背黨中央的方針，表示擁護黨中央的政策，而列寧格勒省黨組織則反擊對方。
1925年12月8日，斯大林給俄共（布）列寧格勒省第二十二次代表會議主席團寫信，為莫斯科省黨組織辯護。
斯大林說，「在莫斯科誰也不想破壞列寧格勒組織的威信，誰也不想號召大家同它作斗爭」。
斯大林對列寧格勒「有人」號召進行「公開的斗爭」表示「不安」。斯大林強調列寧主義者的團結，并強調「列寧格勒組織現在是而且應當始終是我們黨的一個最重要的支柱」。
斯大林不斷向列寧格勒黨組織「滲透」。
斯大林準備派柯馬羅夫接替查魯茨基的列寧格勒黨委書記職務；列寧格勒黨組織拒絕這一任命。
斯大林搞「滲透」，而季諾維也夫搞反「滲透」。 季諾維也夫把自己所掌握的斯大林擁護者統統排擠出去，所率領出席黨的十四大的列寧格勒代表團是自己「清一色」的追隨者。
在十四大召開前兩天，加里寧、斯大林、莫洛托夫、捷爾任斯基等人向新反對派提出「和解」協議。
協議說：
「列寧格勒組織的許多領導同志所進行的代表大會的籌備工作，是同黨中央的路線背道而馳的，并且是在反對列寧格勒那些擁護中央路線的同志。」
協議說：
「莫斯科代表會議的決議無論在實質上和形式上都是完全正確的，并認為中央應該給予所有一切反對黨的路線和瓦解黨的傾向以回擊。」
斯大林等人認為，為了黨的統一，為了黨內的和平，為了防止俄國共產黨最優秀的組織之一列寧格勒組織離開黨中央的危險。
他們提出和解方案，實行一些「讓步」：
（1）在起草中央總結報告的決議時，應當以莫斯科代表會議的決議為基礎，而個別條文的措辭可以稍微緩和些；（2）不在報刊上登載列寧格勒和莫斯科黨組織相互之間的攻擊信件；（3）政治局委員不得在代表大會上相互攻擊：（4）在代表大會上發言時要同薩爾基斯（調整黨內成分問題）和薩發羅夫（國家資本主義問題）劃清界限；（5）在關于柯馬羅夫、洛波夫和莫克文問題上所犯的錯誤應當用組織方法糾正；（6）中央關于吸收列寧格勒同志參加書記處的決議，在代表大會閉幕后立即執行；（7）為了加強同中央機關報的聯系，將吸收列寧格勒一個工作人員參加中央機關報編輯委員會；（8）鑒于《列寧格勒真理報》主筆（格拉德涅夫）能力薄弱，必須在取得中央的同意之下由更得力的同志來代替他。
這是中央多數派提出的和解方案，但從內容中可以看出，黨內多數派只是對少數派作出了極其微小的讓步，更多地則體現出一種政治威脅，如「用組織方法糾正」、「劃清界限」等等。新反對派拒絕了這個和解方案。
1925年12月18日，聯共（布）十四大在推遲了九個月之后，終于開幕了。
在代表大會上作政治報告的是斯大林，他是作為黨的最高領袖面貌而出現的。
而前兩屆作為黨名義上的最高領袖的季諾維也夫卻作了副報告。他作為黨內新反對派的代表而出現。
此次代表大會爭論十分激烈，敵對情緒越來越濃。新反對派無論從哪方面說都不占優勢。
作為黨內反對派，新反對派沒有一整套政治綱領，沒有系統的理論觀點。
他們在代表大會上的發言彼此不一致，矛盾百出。但他們的目標卻是一致的。
斯大林對此總結道：
「現在已經是談論反對派政綱的時候了。他們的政綱是很奇特的。反對派在我們這里講了各種各樣的話。加米涅夫講的是一種話，他傾向于一方面；季諾維也夫講的是另一種話，他傾向于另一方面；拉舍維奇講的是第三種話；索柯里尼柯夫講的又是第四種話…他們的相同點是什麼呢？他們的政綱究竟是什麼呢？他們的政綱就是要改組中央書記處。使他們完全聯結在一起的唯一共同點就是書記處問題。這是奇怪而可笑的，但這是事實。」
新反對派毫不掩飾這一點，加米涅夫在大會發言中把矛頭直指中央書記處。
他說：
「我們反對‘領袖’理論，反對制造‘領袖’，我們反對中央委員會書記處，書記處實際上把政治和組織合為一體了，凌駕于政治機構之上…我們主張政治局實際上是一個擁有全權的機構，同時主張書記處服從政治局，并只完成政治局所做的決議的一些技術方面的任務。」
他接著說：
「正是因為我不只一次地告訴過斯大林同志本人，正是因為我不只一次地告訴過一些列寧主義者同志們，所以我今天在大會上重復說，我產生了這樣的看法：即斯大林同志不能起到統一布爾什維克司令部的作用。」
加米涅夫的講話不斷被代表們的憤怒吼聲所打斷。
代表們甚至狂熱地喊起來：要斯大林！要斯大林！要斯大林！！他們站起來為斯大林長時間鼓掌。
這是在黨的代表大會上第一次突出斯大林。
針對加米涅夫的發言，斯大林進行反駁。
他說，早在1923年黨的十二大以后，「山洞」中的人制定了一個政綱，主張取消政治局和使書記處政治化，即主張把書記處變成由季諾維也夫、托洛茨基和斯大林組成的政治上和組織上的領導機關。
他說：
「這個政綱的用意何在呢？這是什麼意思呢？這就是說不要加里寧，不要莫洛托夫來領導黨。這個政綱沒有得到什麼結果，這不僅因為這個政綱在當時是毫無原則的，而且因為沒有我上面指出的幾個同志，在面前是無法領導黨的。我對從基斯洛沃得斯克山洞向我提出的書面問題給了否定的答復，并且聲明說，如果同志們要堅持的話，我情愿讓出位置來，決不聲張，也不用進行公開的或秘密的爭論，也不要求保障少數的權利。」
他說：
「如果把書記處變成單純的技術機關對加米涅夫真是方便的話，也許應當同意這樣做。但是只怕黨不會同意這樣做。…技術性的書記處是不是能夠既為組織局又為政治局準備它應當準備的問題，這一點我是懷疑的。至于說到使政治局擁有全權，那末這種政綱簡直是荒唐透頂的。難道政治局不是擁有全權嗎？難道書記處和組織局不是服從政治局嗎？而中央全會呢？我們的反對派為什麼不提中央全會呢？他們是不是想使政治局比全會更擁有全權呢？」
斯大林的反擊絲絲入扣，將新反對派的政綱僅僅歸結為反對中央書記處，這就使人感到新反對派缺乏思想，只是想奪取更多的政治權力。斯大林善于在辯論中將反對派置于多數人的對立面。
在這里斯大林批評新反對派「攻擊」中央書記處，并且引申說新反對派此舉就是不讓加里寧、莫洛托夫領導黨。
斯大林這樣做實際上就是促使加里寧和莫洛托夫積極地投入到反擊新反對派的斗爭行列中。斯大林抓住新反對派的弱點，大談中央委員會的作用，從而使多數中央委員轉到斯大林一邊。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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